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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立法記(上)

發布時間:2019-11-21 09:27:52來源:《黨史博覽》新聞熱線:0311-879084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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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立法記(上)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田漢

  1949年9月27日,田漢作詞、聶耳作曲的《義勇軍進行曲》被確定為代國歌。1966年6月田漢被關押,代國歌的歌詞被禁唱。1978年換上集體填詞的新歌詞,各方面意見很大,且沒有流行開來。1982年恢復原歌詞,并正式確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。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通過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》,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。

  -新政協籌備會登報征集國歌-

  1949年6月15日,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在北平召開。籌備會分為六個小組。其中,第六小組負責擬訂國旗國徽國歌方案。第六小組組長馬敘倫,副組長葉劍英、沈雁冰,組員張奚若、田漢、馬寅初、鄭振鐸、郭沫若、翦伯贊、錢三強、蔡暢、李立三、張瀾、陳嘉庚、歐陽予倩、廖承志。

  7月4日15時,葉劍英主持召開第六小組第一次會議,決定設立兩個委員會:國旗國徽評選委員會由葉劍英、廖承志、李立三、鄭振鐸、張奚若、蔡暢、田漢、翦伯贊組成;國歌詞譜初選委員會由郭沫若、田漢、沈雁冰、錢三強、歐陽予倩組成。會議決定以新政協籌備會的名義公開征集國旗、國歌,推選郭沫若、沈雁冰、鄭振鐸起草征集啟事,報送籌備會常委會批準發布。

  7月9日,周恩來審閱《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征求國旗國徽圖案及國歌詞譜啟事(草案)》,當即修改并批復:“照此印送各常委,征求同意。”毛澤東、朱德、李濟深、張瀾、林伯渠、沈鈞儒等表示“完全同意”。7月14日,征集啟事送到人民日報社。《啟事》第三條對國歌的要求是:(甲)歌詞應注意:1.中國特征;2.政權特征;3.新民主主義;4.新中國之遠景;5.限用語體,不宜過長。(乙)歌譜于歌詞選定之后再行征求,但應征國歌詞者亦可同時附以樂譜(須用五線譜)。從7月15日起,《人民日報》《大眾日報》《光明日報》等連續8天刊登征集啟事,國內外報紙紛紛轉載。

  8月5日,馬敘倫在北京飯店六樓大廳主持召開第六小組第二次會議。國歌詞譜初選委員會決定聘請馬思聰、賀綠汀、呂驥、姚錦新等專家為顧問。選稿工作設在北京飯店413會客室。經過連續五天的突擊審稿,23日,第六小組召開國歌初選座談會。與會者認為,國歌是代表國家的歌,既要有大眾性又要有莊嚴性,而應征稿件普遍不盡理想。24日10時,馬敘倫在北京飯店六樓大廳主持召開第六小組第三次會議,決定:1.從應征稿中復選13件,排印200份,以備提供參考。2.因復選出的歌詞似尚未臻完善,仍由文藝家繼續擬制。3.據專家意見,復選提出的歌詞,經常委會通過后即制定曲譜,并登報公布、征求群眾團體試唱后,再作最后選定,但需要相當長時間。此種意見是否可以采納,請常委會決定。

  在這次征集中,除國旗征集稿選中五星紅旗外,國徽、國歌征集稿都沒有滿意之作。國徽暫缺無礙大局,而按照國際慣例,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不能沒有國歌。馬敘倫和沈雁冰在報告中說:國歌征集之稿,足以應選者尚少。必須再行有計劃地征集一次,將選取者制曲試演。向群眾中廣求反應后再行提請決定,非最近時期內可以完成。他們向周恩來提出,擬從現有流行的革命歌曲中挑選國歌。周恩來說:“流行的革命歌曲中,最有名的是《義勇軍進行曲》。它是一首鼓舞中國人民爭取民族解放,代表中國人民呼聲的雄偉歌曲。它有長期歷史,起過鼓舞全國人民斗爭的號角作用,又是大部分人都會唱的歌曲,這是我個人的建議,請第六小組研究并征求委員們的意見。”

  -毛澤東拍板代國歌不改歌詞-

  在第六小組多次討論會上,不少人推薦《義勇軍進行曲》,但也有人覺得歌詞“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”這一句應該修改。第六小組決定上報新政協籌備會,并推選郭沫若等人修改《義勇軍進行曲》。郭沫若當即擬就三段歌詞,于9月13日打印200份。9月17日,新政協籌備會召開第二次全體會議,根據常委會的意見,決定將第六小組負責的國旗、國徽、國歌征集等工作移交給即將召開的政協會議主席團。

  1949年9月21日,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。會議設立由55人組成的國旗、國徽、國歌、國都、紀年方案審查委員會,馬敘倫為召集人。截至當日,收到應征國歌曲譜632件,歌詞694首。

  9月25日20時,毛澤東、周恩來在中南海豐澤園召開座談會,聽取國旗、國徽、國歌、國都、紀年問題的意見。郭沫若、沈雁冰、黃炎培、陳嘉庚、張奚若、馬敘倫、田漢、徐悲鴻、李立三、馬寅初、梁思成、馬思聰、呂驥、賀綠汀等應邀參加。馬敘倫匯報了第六小組關于國歌的討論結果,根據目前情況國歌一時制定不出來,是否可暫用《義勇軍進行曲》代國歌。

  畫家徐悲鴻說:有些國家在沒有正式國歌前,往往指定代國歌。蘇聯建國之初,曾以《國際歌》為代國歌。法國國歌《馬賽曲》就是一支悲壯歌曲,《義勇軍進行曲》與它差不多。抗戰中它喚起了千千萬萬的中華兒女。今天它仍將鼓舞人民以昂揚的精神繼續前進。

  李立三說:《義勇軍進行曲》曲子很好,但詞中有“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”不妥,最好修改一下。張奚若、梁思成、黃炎培、田漢等人認為這首歌曲已是歷史,為保持其完整性,詞曲最好不作修改。周恩來說:“用原來的歌詞,才能鼓動情感。修改后,唱起來就不會有那種情感。”最后,毛澤東總結說:“大家都認為《義勇軍進行曲》作國歌最好,我看就這樣定下來吧。歌詞不要改。‘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’這句歌詞過時了嗎?我看沒有。我國人民經過艱苦斗爭終于勝利了,但是還是受著帝國主義的包圍,不能忘記帝國主義對我們的壓迫。我們要爭取中國完全獨立解放,還要進行艱苦卓絕的斗爭,所以還是原詞好。”大家鼓掌表示贊同。會議結束時,全體起立合唱《義勇軍進行曲》。

  9月26日,國旗、國徽、國歌、國都、紀年方案審查委員會在北京飯店東餐廳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,與會代表一致同意在正式國歌定下來之前,暫以《義勇軍進行曲》代國歌。

  9月27日,政治協商會議全體會議通過四個決議案,其中關于國歌的決議案規定,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在未正式制定前,以《義勇軍進行曲》為代國歌。

  9月29日,《人民日報》刊登代國歌《義勇軍進行曲》的詞譜。10月1日15時開國大典,解放軍軍樂隊演奏了《義勇軍進行曲》,這是《義勇軍進行曲》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奏響。

  -《義勇軍進行曲》的創作經過-

  1931年日軍制造九一八事變,侵占東北三省。1932年初又向上海發動進攻,制造了“一·二八”事變。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時刻,“不做亡國奴”成了全國人民的心聲。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和游擊隊積極抗日外,還涌現出了東北義勇軍、上海市民義勇軍等抗日組織。上海文藝界也掀起了創作救亡電影、救亡歌曲的熱潮,從1931年9月至1935年2月,左翼劇團聯盟黨團書記田漢創作了20多部宣傳抗日救亡的戲劇、電影,以及幾十首救亡歌曲。

  田漢(1898—1968),湖南長沙人,9歲父親病故,1912年就讀于長沙師范學校,1916年考入日本東京高等師范學校。1921年,他與郭沫若等組織創造社,倡導新文學。1926年,他在上海與唐槐秋等人創辦南國電影劇社。1928年,他與徐悲鴻、歐陽予倩組建南國藝術學院,同年秋成立南國社,以推進新戲劇運動,并多次到南京、杭州、廣州等地演出。1930年3月,田漢作為發起人之一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,并被選為執行委員。接著,他參加了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。同年6月南國社被查封,左翼劇團聯盟改組為左翼戲劇家聯盟。1932年,田漢加入中國共產黨。

  上海電通公司是左翼影界人士抗日的陣地,由夏衍、田漢、陽翰笙、于伶等人在幕后領導。1934年12月,上海電通公司拍攝的第一部電影《桃李劫》上映,其主題歌《畢業歌》由田漢作詞,聶耳作曲,成為當時的流行歌曲。第二部電影是田漢編寫梗概的《風云兒女》,反映從東北流亡到上海的兩個青年人奔赴抗日戰場的故事。田漢在影片結尾為主人公、詩人辛白華設計了一首長詩,因“催稿甚急”,長詩只寫了一節:“起來,不愿意做奴隸的人們,把血肉來筑我們新的長城。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了,每一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。我們萬眾一心,冒著敵人的大炮飛機前進!”

  1935年2月19日晚,田漢拜訪即將赴蘇聯訪問的京劇大師梅蘭芳,剛返回家就被捕了,被關押在上海市公安局拘留所。田漢被捕后,另一位共產黨員、戲劇家夏衍接手《風云兒女》的梗概寫成電影劇本。記錄田漢詩稿的那頁薄紙,是稿本的最后一頁,其中“大炮飛機”被茶水浸濕了,辨認不出來,夏衍將其寫成“炮火”。聶耳主動要求為田漢的詩稿作曲。1933年初,田漢與趙銘彝介紹他加入中國共產黨。算上《義勇軍進行曲》,聶耳與田漢合作了14首歌曲。為了讓曲調和節奏更加鮮明有力,聶耳和電通公司工作人員孫師毅商量,在不影響歌詞內容的前提下,對田漢的歌詞作了字句上的修改。

  聶耳(1912—1935),云南玉溪人。在短暫的一生中,聶耳大部分時間生活在貧困之中。出于對音樂的熱愛,他自學了二胡、三弦、月琴、風琴等樂器。1927年,聶耳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,閱讀了大量的進步書籍,并積極投身到學生運動中,1928年加入共青團。1930年7月,聶耳為躲避追捕,取道越南、香港來到上海。1931年3月,他考進聯華影業公司的音樂歌舞學校,接著又考入明月歌劇社,擔任小提琴師。1934年4月,在黨組織安排下,聶耳到英國人經營的百代唱片公司負責錄音,后升任音樂部副主任。他與安娥以灌制唱片為名,錄制了一批進步歌曲的唱片,并灌制了自己創作的22首歌曲。

  1935年1月,聶耳出任聯華影業公司二廠的音樂部主任,住在霞飛路(今淮海中路)1258號3樓,開始為《義勇軍進行曲》譜曲。田漢自由體的歌詞長短不一,最多的一句有14個字。盡管作曲有相當的難度,但聶耳對田漢充滿戰斗氣勢的歌詞深有同感,認為田漢的歌詞同樣表達了自己的心聲。聶耳對朋友許幸之說,他是受了《國際歌》《馬賽曲》的影響,而《義勇軍進行曲》比《國際歌》更明快,比《馬賽曲》更激昂。后來,田漢說:“聶耳沒有受過正規的音樂教育,但他天賦甚高,有強烈的民族感情,又勇于學習。他善于處理別人很不容易駕馭的語句,‘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,每一個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’是被認為很不易駕馭的,而他處理得很自然、有力。”

責任編輯:陳紅_DW103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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